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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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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秉笔直书，“书法不隐”
自西周初年起，秘书官吏在记录天子、大臣言行和朝廷政事时，产生了一定的规则，称为“书法不隐”，“书法”的核心是“君举必书”和“秉笔直书”。“君举必书”是指凡天子、诸侯的言行都得直录，“秉笔直书”是指凡政事都得如实记载。这一规则使秘书官吏的记录保持了事件的原貌，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同时，对天子、诸侯的言行起了一定的约束作用，要他们遵循礼治制度，非礼莫动，以维护封建政治制度。从此，这一“职业道德”成为古代秘书的一大优良传统，代代相传。
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欲杀害执政的正卿赵盾，赵盾被迫逃亡，未及逃出国境，他的族弟赵穿发动政变，攻杀了灵公。他得到此消息，就返回国都，迎成公继位。当时的太史董狐记录了此事件，称“赵盾弑其君”，并在朝堂上当众宣读。赵盾叫屈，董孤批驳道：“你身为正卿，避难逃亡未出国境，返朝后又不讨杀逆臣，弑君之罪理应由你承担。”却不说此事是非曲直如何，董狐不畏权臣，敢于记载其有罪，其胆识实为可嘉。所以，孔子称赞他“书法不隐”，是“古之良臣”。
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弑齐庄公，另立景公为君。齐国太史据此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威逼他删改，太史严词拒绝，崔杼大怒，杀害了他。他的弟弟接任为太史，依然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又遭杀害。另一小弟弟接任后，再次如此直书。崔杼慑于太史兄弟的凛然正气，加上朝野舆论的指责，只得罢手。与此同时，正在都城外的另一太史南史氏，闻知朝中太史因秉笔直书而被杀，毅然手执记录用的竹简，兼程赶回都城，准备接替第三个被杀的太史，直书此事，赶到半路，得知此事已被记载，才返身回去。齐国太史们为秉笔直书而不畏强暴、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精神，千百年来为人们所传颂。
秉笔直书制约统治者言行的史实也屡见不鲜。如春秋时的鲁庄公，感到在国内呆着闷得慌，准备去齐国游玩。有臣子劝谏，说这不合礼仪，史官是要记录下来的，庄公一听，吓得只得作罢。又如宋太祖赵匡胤，见天下太平，就懈怠于理政，常在后花园弹鸟取乐。一次，一位官员找来奏事，他玩兴正浓，不予理睬，那官员再三请求，才得以奏说，赵匡胤一听并非大事，大怒，训斥道：“如此小事也来烦扰朕！”那官员辩解说：“臣以为最小的政事也比弹鸟重要。”赵匡胤气得抽出腰间小钺，以钺背击其嘴，打落了他的一粒门牙。那官员也不求饶，只是弯下腰捡起门牙，赵匡胤见了，更加发怒，骂道：“你还想去告朕不成？”那官员俯首对答说：“臣无权告陛下，只是将牙交给史官，史官自会记录下来。”赵匡胤一听，忙陪着笑脸说：“算了，算了，朕知错了。”立即批阅了所奏之事，生怕史官真的会记录下此情节，有损自己的名声。
二、忠于职守，严守制度
历代都建立了许多秘书工作制度，许多秘书官吏忠于职守、严守制度，一丝不苟，令人钦佩。
西汉昭帝时，有一天，皇宫中出现了异常现象，群臣整夜惊恐不安。执政重臣霍光担心会发生变故，命掌管御玺的符节令，将御玺交给自己来保管。符节令按照制度予以拒绝，霍光发怒，欲自行去取，符节令猛然拔剑，挡住他的去路，说：“要想夺走御玺，除非先取走小臣的头颅！”霍光大惊，仔细一想，符节令的做法是忠于职守，严守制度。于是，次日，他特地奏请皇帝，赏赐了那符节令。
古代不少秘书官吏为了严守制度，忠于职守，甚至对皇帝的不合理要求也敢于拒绝。唐高祖李渊的内史令肖[b025]，平时就敢于依据制度，驳正高祖批发的诏书，曾将高祖考虑不周的诏书压下不下颁，高祖生气，训斥他，他以隋朝“内史宣敕，前后相乖”，致使“百司行之，不知何所承用”的史实，陈述政令不经仔细审核而颁发的危害性，说明自己每收到高祖的诏书，都仔细审核，使它不和以前下颁的诏令相矛盾，以保证政令前后的一致性、连贯性。高祖听后心服口服，赞扬他尽心尽职，为自己分忧。
唐德宗贞元年间的门下省给事中李藩，掌文书封驳之权，每当皇帝下颁的制诏有失宜之处，他都在上面批改意见。同僚提醒他小心谨慎为好，说这是御笔亲批的诏书，你还是另用白纸写上自己的意见，附于其后为妥。李藩却不以为然，依据给事中有权在认为不当之处“涂窜而奏还”的“涂归”制度，仍然在诏书上批改意见，其敢于尽职的精神令人感动。
隋唐时期，朝廷的会议记录制度颇为健全。每当皇帝召集大臣议事，都有“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记录必须真实，记录后任何人不得更改。记录日积月累，按季度转交史官，编撰成册，无关人员不得阅读，连皇帝要查阅也不容易。唐文宗李昂在位时，统治集团骄奢淫逸，为此，文宗特地召集宰相们讨论此事。起居郎郑朗在场记录，宰相们的谈话中涉及不少内部丑闻，郑郎都—一记录下来。事后，文宗担心这些丑闻日后见诸于史书，会受后人耻笑，想查看一下记录。郑郎据理拒绝道：“微臣所记录之事，要编入史书，按照制度，陛下是不能索取去看的。”文宗只得作罢。有一次，文宗想看《起居注》，命人去取。负责记录文宗日常生活的起居舍人魏暮拒绝说：“记录陛下言行是为了监督告诫，陛下有善行，臣不会不记；陛下有错事，即使臣不记，天下人也会记下的。”文宗不甘心，再命人传话说：“朕以前曾经取阅过。”魏暮据理答复道：“那是因为史官废坏制度，渎职行事，这样做是陷陛下于非法，会导致善恶不辨，失去记录的真实性，后人会不相信它。”文宗自知理亏，只得作罢。
三、业务熟练，制文神速
拟写公文是古代秘书的主要职责之一。古代秘书都来自于士人，具有很高的文字修养，拟写公文的技能都很过硬，大多能落笔神速。
三国时期的阮瑀，曾受学于大学者蔡邕，擅长拟写公文，被曹操礼聘为司空军谋祭酒之职，掌管记室。一时，曹操府中的章、表、教、令、军国书檄多出于他和陈琳之手。有一次，他奉命作檄文《为曹公作书与韩遂》，他在大军待发之际，在马背上飞笔疾书，文不加点，一挥而就，一气呵成。曹操审阅时，竟不能增损一字，大加赞叹。可见，阮瑀撰拟公文的技能已达到炉火纯青、下笔成章的境地。
南朝任昉，少年时即以好学而闻名乡里，16岁时就被丹阳尹刘秉聘为府中主簿，开始了他的秘书生涯，后在齐、梁数朝中一直任高级秘书官。他才思无穷，以撰拟表、奏、书、记等公文而著称。他写公文，也是不加点窜，下笔即成，令人叹服。当时，不但朝廷的制、诏多出于其手，连许多王公大臣的表、奏也以请他撰制为荣。他是南朝最负盛名的文字秘书官，与当时著名诗人沈约并称为“沈诗任笔”。南朝梁时的裴子野，一生中历任录事参军、记室参军、尚书比部郎、中书舍人等秘书官职。他学识广博，文思敏捷，落笔神速，起草文书、撰写檄文都不拟草稿，一挥而就，首尾贯通，颇具气势。他对自己的落笔神速曾作过自述，一曰文书“人皆成于手，我独成于心”，即腹稿酝酿充分；二曰“剪截繁文，删撮事要”，即反对辞饰，提倡文风简炼朴实，辞能达意。
唐朝的陆蛰，德宗时被召为翰林学士，负责撰拟诏书，参预机要。他擅长撰写表、疏、奏、议等公文，为此行之大家。德宗建中四年（公元783年），朱[b032]叛乱，他随德宗避乱于奉天，当时军政事务繁忙，一天中要下颁数十道诏书，都由他撰写。他写诏书时，略一思索，操笔即成，而且，诏书能忠实地表达出德宗的旨意，文笔又洗炼畅达，议论深切著明，说服力、感染力甚强，同僚无不钦佩。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就是其杰作之一。此诏书原由别人草拟，他看后不满意，改由自己动笔。他一开头就为德宗引咎自责，痛切检讨。所以，诏书一宣喻，士卒无不为之感动哭泣，效果显著。陆蛰的这些公文被后人编辑成宋朝的翰林学士也大都是落笔神速的快手，当时规定，凡遇拜相或重大决策，皇帝于当晚宣他们进宫，口授机宜，他们神速记下，回到学士院，锁门撰写，当晚必须拟毕，立即呈送宫中，让皇帝审阅，再由他们誊清于白麻纸上。清晨，即由阁门使将诏书送出，交中书舍人宣读。诏命的撰制于一晚上即完成，不可谓不神速。
清朝军机处的秘书官员，在挑选时就要求具有撰文迅速的能力。他们承办谕旨的拟写，从接折、拆阅、进见请旨、草拟、审阅、誊清，整个过程多在当天完成，非常讲究时效性。有时遇到紧急谕旨，当时交下，他们必须立即撰拟，动笔千言，从起草到誊清只需一个多时辰；有时遇到夜间送来的紧急军报，皇帝宣他们入宫授意，命他们当场撰就，由皇帝审阅后立即发出。如果皇帝出巡，或出征途中，有所旨意，向他们授意后，他们立即歇马路旁，摆开纸笔，挥笔撰写，写成再上马，赶到下一行即进呈皇帝，其速度着实惊人。古代秘书官吏的落笔神速，对今天的秘书人员当颇有借鉴。
四、临危不惧、处变不惊
处变不惊是我国古代秘书的又一优良传统，他们遇变不乱，临危不惧，或以高超的专业技能补救窘局，或以聪明才智化解危机。
南朝高帝萧道成在位时，专掌起草诏书的是中书舍人。当时，萧道成欲废撤苍梧郡这一地方建制，以加强中央集权。这天，他命值班的中书舍人虞整起草诏书，次日早朝就得颁告天下。不料，虞整因整夜狂欢，昏睡不醒，失职误事。清晨，萧道成只得另召中书舍人刘素宗拟制。刘素宗仓促受命，却不慌不忙，当即挥笔拟就，经萧道成审阅后，刘素宗又立即指挥主书10人，书吏20人，抄录数十份，完成了任务，补救了同僚的失误。萧道成为此对刘素宗大加赞扬，说：“今天地重开，赖卿之力也！”
唐武则天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寿春郡有五兄弟出就藩封，得在朝堂上举行仪式，同时接受册命。朝廷各部门作了许多准备，忙乱中却独独遗忘了制作册文，待百官到齐，仪式即将开始，才发觉此失误，宰相们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教得知此事，处变不惊，立即召来五名书吏，命他们各执毛笔，由自己口授，书吏分别录写，不一会儿，就写成五份册文。宰相们审阅时，见册文既合礼仪，文辞又美，大为叹服。此事在朝中一时传为美谈。
唐朝名士令狐楚曾任节度使郑儋的掌书记，负责起草奏章、公文，他文才极佳，凡他写的奏章，德宗能从文辞上辨认出来。而且，他随机应变的能力也相当强。当年，郑儋暴卒时，因未能及时处理后事，部下的骄兵悍将喧哗骚乱。当时，唐中央政府力量削弱，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形成一股股军阀势力，主将一死，部下稍有不满，就聚众反叛。一天深夜，郑儋的部下持刀胁迫令狐楚至辕门，要他立即拟写成满意的遗表。眼见悍将环立，兵变一触即发，令狐楚镇定自若，在白刃相迫的险境中，挥笔疾书，顷刻拟就，并声情并茂地向三军读示，将士们听了，无不被遗表的内容感动得落泪，甚感满意，军心就此稳定下来，将士们安心等候朝廷的安排，一场暴乱就此被制止。这是古代秘书处变不惊的又一典型例子。
五、忧国忧民，崇尚气节
民族气节是爱国主义的重要基础。具有民族气节是我国古代秘书的一大优良传统。由于古代秘书官吏来自于士大夫阶层，以治国安民为己任，所以，民族气节都很强。古代秘书的民族气节，在两宋时期表现尤为突出。
两宋由于长期处于辽、金、元的威胁之下，大片土地被夺，靖康之难时京城被破，钦、徽两帝被俘往北方，宋王朝蒙受了巨大的耻辱，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处于中央政府内的秘书官员，因为比其他官员和百姓更了解政治内幕、国家形势，加上都是士人出身，长期受传统的尊汉贬夷思想熏陶，所以大多忧国忧民，崇尚民族气节，反对对外族屈膝求和，主张抗敌，渴望收复失地，恢复大宋河山。
宋代规定，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因仅为六品官，虽陪侍于皇帝左右起注，但如欲发表政见，须先求得中书省长官的允准。从神宗时起，他们面对民族危机深重，开始争取向皇帝面陈政见的权利，当时，兼修注王存就请求给予起居舍人和起居郎这一权利。南宋苟安于江南一隅后，面对山河破碎，他们的这一要求更为强烈。绍兴二十八年（公元1158年），高宗终于答应了这一要求，明令：“用起居郎洪遵言，起居郎、舍人自今后许依讲读官奏事。”（《宋史·联官一》）自此，他们同其他高级秘书官一起，积极向皇帝面陈政见，力图说服皇帝抗敌复国。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起居郎胡寅上疏，痛切地指出：目下二帝被俘，国家蒙辱，陛下理应纠合义师，北上收复失地。然却只顾偷安，畏缩层敌，唯思远逃，致使军民怨愤、失望。他提出七大建议：“罢和议而修战略”，“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存纪纲以立国体”，“务实效、去虚文”，整顿内政，修明政治，然后恢复大宋故土。虽然胡寅为此而被免职，然而，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直言不讳地指责皇帝，慷慨激昂地陈述复国之策，其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实为可嘉。
先后任给事中、中书舍人兼侍讲学士的胡安国，曾上《时政论》2卫篇，陈述“恤民”、“制国”的政见，劝谏高宗励精图治，恢复大宋。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高宗欲升绍兴府朱胜非为都督，胡安国愤然上奏，斥责朱胜非与黄潜善、汪伯彦等人同为投降派，是丢去大宋半壁江山的罪人，且至今还和汉奸张邦昌及金国通好，为天下人所憎恨，决不能委以重任。绍兴八年（公元1138年），金国派使者入临安，要南宋以称臣的条件谈和，高宗、秦桧接受条件，命翰林直学士院曾开起草国书。曾开极力劝谏，无效，乃请求辞官，拒绝起草。秦桧劝他要识时务，他凛然回答：“士人所争的是义，不义之事，虽高官厚禄也不干！”并反诰秦桧为何要南宋称臣求和，秦桧无耻地回答说，这就和当年高丽臣服大宋一样。曾开怒斥道：“你身为大臣，理当尊主庇民，辅助陛下富国强兵，想不到你无耻到这等地步，真是闻所未闻！”秦桧恼羞成怒，乃将曾开降职，曾开继续联络了许多朝臣，联名上书，反对屈膝求和，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
历任起居舍人、起居郎、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翰林学士等秘书官职的洪迈，于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受遣出使金国，国书中对金国持强硬态度，以敌国相称，高宗亲手将国书交于他手，寄予厚望。洪返至金后，金主见国书不悦，命令他删改，并须以臣礼拜见，洪迈坚决拒绝，金国遂封锁使馆，三日不供应水食，洪迈仍不屈服，金人无奈，只得放他回家。洪迈出使敌国，不辱使命，维护了民族尊严，为时人所赞誉。南宋秘书官员在民族灾难当头之际，置个人生死荣辱于度外，以各种方式反对屈膝求和、主张抗敌复国的民族气节是令人钦佩的。当然，他们的着眼点只是为了赵宋封建王朝的复兴；而且，古代的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与今天有所不同，这是需要分清的。
六、德才兼备，学识广博
古代秘书的优良传统还有知识广博、富有谋略、敢于直谏等。这些优良传统在当时就熏陶造就了古代秘书的良好素质。
由于历代秘书具有这些良好的素质，所以，往往为皇帝、主官所赏识，成为不离左右的得力助手。而他们通过秘书工作的锻炼，往往承担起重任，自秦朝始，皇帝身边的亲近秘书升任为本朝或下一朝的丞相者比比皆是。唐代，宰相多自翰林学士中提拔，至明代，“非翰林不得入内阁”成为定例，清代的军机章京升任为军机大臣的数以十计。同时，由于秘书官员涉足政界，见多识广，能查阅各种典籍、档案，洞察社会，往往容易出成果。司马迁写《史记》、刘向编《汉书》，蒲松龄写成《聊斋志异》，都得力于他们的秘书生涯。所以，历代秘书官职是招纳人才、储存人才和造就人才的岗位。
但是，由于历代封建统治者长期重儒学而鄙视科学技术，导致秘书官员中通晓科学技术者甚少，直至鸦片战争后，随着国外科学技术的传入，这一现象才缓慢地有所改变。这是历代秘书素质中的一个缺陷。
今天的秘书工作者与历史上的秘书工作人员性质不同，责任的深度、广度和要求均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同样可以从历代秘书的素质中获得启迪。就秘书素质的共性而言，古今都同，可归纳为两部分：德、才。今天秘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德”，就是具有马列主义的理论修养，依据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作风正派、不谋私利。“才”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博”和“专”，“博”即应当具有广泛的知识，秘书工作是综合性的工作，涉及上下左右各方面，往往要与各行各业接触、联系，没有广博的知识，很难承担这一工作，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当今世界，尤其要注意学习新知识，力求成为唐代虞世南之类的“行秘书”，随时自如地接受领导的咨询，起参谋助手作用，以尽快实现秘书工作的四个转变；“专”即要精通秘书业务，掌握过硬的专业技能，尤其是掌握公文写作的技能，成为阮、任、裴子野那样的文思敏捷、落笔神速，行文规范、准确，“不能增损一字”的“秀才”。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还要注意学习、掌握现代化秘书工作技术，尽快实现秘书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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