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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劳死”成了精英专利？
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健康研究中心举办的“过劳死”问题学术研讨会上，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助理研究员刘漪分析认为，公安、新闻、IT、文化演艺、企业、国家公务员、科教界成为“过劳死”的高发区。
这样的研究结果叫人生疑：“过劳死”原来是富贵病？医学认为，诱发“过劳死”的主要因素包括超负荷的劳动强度、脆弱的保障、不良的营养和健康状况等。
由此看来，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低端从业者应该更容易成为“过劳死”的高危群体。
然而，专家开列出来的职业中不见矿工、建筑工人、出租车司机等低端职业，而尽是高端的职业。如此一来，“过劳死”似乎成了精英们的专利。
显然，问题出在专家的研究方法上。研究者的调查没有覆盖所有主要职业，没有进行科学的样本抽样，没有收集权威可靠的数据，而只是“在google和百度上搜索了从1990年至2006年1月有媒体报道或有记载的‘过劳死’个案”。如此脆弱的证据根本无力支撑起“公务员、新闻、IT成为过劳死高发区”的结论。
片面的结论来源自片面的论据，而片面的论据源自片面的视角———这是人们更应当注意的。近些年来，媒体关注的大多是精英的“过劳死”。特别是近几年来，精英“过劳死”的新闻价值倍加彰显。画家、总裁、董事长、大学教授……财富精英和知识精英的英年早逝总能够激起媒体的集体聚焦，一次又一次引发社会舆论对“过劳死”的广泛关注。
诚然，精英们的猝然离世令人们心痛，但面临“过劳死”威胁的并非只有他们。那些艰难求生的普通劳动者同样也有“过劳死”的———去年10月，一位叫何春梅的广州女工，在装配车间连续加班4天后猝死，为了完成公司的定单，在生命中最后的3天里，她总共的睡眠不足6个小时。不过，何春梅式的“过劳死”
难以引起媒体和公共舆论的高度关注。
媒体视角决定着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又设置着公共议程。“过劳死”问题已经被提上了公共议程，“但似乎已经被简化为精英们的”过劳死“问题；而普通劳动者的”过劳死“问题却被长期忽略了，这样的结果令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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